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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特點與啟示

發布時間:2023-11-14 作者:王棟 馬濤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

教育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的總體目標。未來幾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為了應對百年變局下的國際國內挑戰,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需要深刻思悟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教育強國的指示精神。2023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教育強國,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先導,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支撐,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因此,加快建設教育強國,能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力支撐。而吸收借鑒世界主要國家教育強國建設經驗,對于探索中國特色的教育強國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美國作為當今世界頭號教育強國,其高等教育在短短30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其獨特的教育體制機制和教育強國模式具有超越美國特色的普遍借鑒意義。

美國教育強國建設的內容

“教育強國”是教育服務國家強大戰略的簡稱,在20世紀末開始成為中國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內容?!敖逃龔妵弊鳛橐豁棁?,是黨中央在世紀之交通觀世界大局、審時度勢籌劃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決策。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歷史雖不及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但也有300多年歷程,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然而,美國真正將教育作為服務美國國家戰略的時間,則主要開始于二戰后美蘇“冷戰”對峙時期。通過立法,美國聯邦政府逐漸在經費支持、戰略引導、模式創新上將美國高等教育納入強國戰略,使美國教育成為服務于美國國家安全需要的重要保障,奠定了美國在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科技、人才和教育強國的霸主地位。

首先,美國“教育強國”戰略與美國國家發展史和高等教育發展史有著深刻的淵源,教育地方主義和教育自治傳統成為美國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色。早在殖民地時期的1636年,馬薩諸塞州查爾斯河畔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府——新市民學院(現哈佛大學),標志著美國高等教育的開始。此后,北美陸續建立了威廉與瑪麗學院、耶魯學院(現耶魯大學)、新澤西學院(現普林斯頓大學)、費城學院(現賓夕法尼亞大學)、國王學院(現哥倫比亞大學)、羅德島學院(現布朗大學)、皇后學院(現羅格斯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等8所學院。此時,美國的高等學府并不是服務于“國家”,也沒有美國特色,而是以清教徒新教信仰為基礎、仿照歐洲大學辦學傳統產生的地方性教育機構。這種地方教育自治的經驗在獨立戰爭后得到《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進一步確認。在憲法被通過后,美國國父們又通過了后來被稱為《權利法案》的10條憲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修正案規定“凡憲法未授予合眾國行使,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種權力,均保留給各州政府或人民”。教育事項并未被憲法明確規定,就自然成為州政府或人民的權力和權利范疇。這也符合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和美國地方自治傳統。自此以后,美國的教育事業首先是州政府管理和民間自治的事業。

其次,美國“教育強國”戰略與南北戰爭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密切相關,教育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逐漸奠定了美國特色的教育強國模式。美國建國后通過戰爭和購買等方式擴張了大片國土,而內戰進一步化解了國內社會經濟融合發展的根本障礙,但既有的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難以滿足社會發展對農業技術人才的迫切需求。1862年,聯邦政府頒布了《莫里爾法案》(Morrill Act),或稱《土地授予學院法案》(Land Grant College Act),通過向州政府提供公有土地或賣地資金來支持州政府建立專門從事農業和機械工程類的大學。該法案規定,根據各州國會議員人數每人撥給3萬英畝土地,并將這些土地所得收益除10%用于購買校址外,其余將作為利息不低于5%的捐贈基金,用于在每州至少資助開辦一所農工學院,講授農業和機械方面的知識,培養社會需要的專門人才。如果這筆基金5年內未能使用,將被收歸聯邦政府。法案一經施行,迅速推動了各州創建州立大學的熱潮,因此建立的學院也被稱為“贈地學院”?!赌餇柗ò浮返囊饬x在于,使聯邦政府介入了傳統上完全屬于州權和教育自治的范疇,通過聯邦政府立法規范、經費支持和價值引導,美國高等教育逐漸具備了服務國家與社會的辦學理念,納入了美國教育強國戰略規劃之中?!赌餇柗ò浮吩杏恕按髮W服務社會”、后來被稱為“威斯康星理念”(The Wisconsin Idea)的集教學育人、科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于一體的實用主義辦學理念。美國高等教育自此遍地開花,而且適應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性需求,形成了具有綜合性、應用性和多元性的美國教育體系。

再次,美國“教育強國”戰略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安頓退伍軍人戰略部署直接相關。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因為較為開放、自由、包容、和平的政治社會環境,成為無數歐洲高級知識分子移民和文化流亡者尋求庇護的家園。據統計,在1933年-1941年,有7600多名知識難民流入美國,其中1090名科學家,700人以上是教授,以及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有大量學者型和藝術型的文化流亡群體。這些流亡知識分子成為影響乃至塑造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美國教育強國戰略的重要群體。隨著二戰的結束,美國需要解決數百萬退役士兵的就業問題,尤其需要使其具備就業技能,融入和平時期社會發展潮流。1944年,美國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法案規定,二戰中服役超過90天的美國公民在醫療、衛生、住房等方面享有政策支持,在部隊服役兩年的退伍軍人可以享受政府資助完成4年大學學業。法案實施6年,超過200萬退伍軍人入學。美國高等教育再次扮演著服務國家戰略需要的重要角色。

最后,美國“教育強國”戰略與二戰后美蘇“冷戰”對峙的國際競爭環境密切相關,美國面臨蘇聯科技競爭優勢而積極主動實施教育強國戰略,將美國地方主義和自治主義的高等教育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中。在此背景下,美國于1958年頒布《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使高等教育成為加強國防安全建設的重要支柱。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并未根本改變教育強國戰略,在國際競爭層面,教育依然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系美國在高精尖領域相對優勢和絕對優勢的重要支撐。

進入21世紀,美國“教育強國”戰略更加聚焦于前沿科技領域,尤其是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超級計算機、太空探索等領域的教育成為美國確保21世紀國家競爭優勢和國防戰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從小布什時期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到奧巴馬時期的《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到特朗普時期的《總統備忘錄》,都旨在全方位改革美國教育體系,提高教育質量,推進美國“教育強國”戰略。在如今的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聯邦政府積極擴大教育開支,進一步支持高等教育發展,尤其在免除學生助學貸款、創辦免費社區大學、擴大教育開放政策上有著新的推進。在“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口號下,拜登政府穩步推進著美國的教育強國政策,以滿足新時期美國國家戰略需求??傊?,教育強國已經成為歷屆政府極力推動的國策,中國建設高質量教育,推進教育強國建設,需要深刻總結美國的教育強國特征,吸取其有益經驗。

美國教育強國建設的特點

美國教育強國建設與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存在本質關聯,在其緩慢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教育自治、服務社會和國家引導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并以此形成了多元、實用、開放、創新的教育自治特征。

第一,美國教育強國建設的根本特征是多元自治。美國憲法并未將教育交給聯邦政府統一管理,而是保留給各州和各州人民。因此,美國沒有自上而下、一以貫之的教育理念、制度設計和教學體系。美國聯邦政府雖然有教育部,但卻不是統管全國教育事業的政府機構,只負責按照教育立法分配經費、搜集全國教育數據。各州政府盡管設有高等教育委員會,但也只是協調機構。因此,各州人民(具體而言是各州大學行政人員、教授團體及相關校外人士)才是美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真正主體。教育自治體現為“高校董事會-校長-行政人員”構成大學行政管理系統,高校教授組成學術評議委員會,行政系統與學術系統相平衡,共同支撐大學自治體系。這種非單一制、非統一化、非國家意志主導的教育發展模式,發端于美國根深蒂固的地方自治傳統和強大的公民社會,是美國民主特色在教育中的體現。教育自治培育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能夠充分發揮教學管理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促進了教育的繁榮。盡管如此,美國大學教育理念與美國國家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深度契合,各大知名大學為美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總統、議員、州長、法官等政治家。大學自發成為美國強國戰略得以施展的基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建國時奠基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有美國特色的核心價值觀已經成為美國人不言自明的政治文化血液,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繁榮發展的動力源泉。

第二,美國教育強國建設的哲學基礎是實用主義。美國民族氣質和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實用主義,這種精神得到了19-20世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威廉·詹姆斯和約翰·杜威等人明確的理論表達,尤其是杜威將實用主義用于教育,強調教育服務于人的社會生活,甚至服務于民主社會的需求。實際上,在杜威等人表達實用主義教育理念之前,美國的教育實踐就體現著濃厚的實用主義特征。贈地學院的興起就是服務于社會對農工科技人才的需要,而康奈爾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都將服務社會需要作為辦學理念之一。大學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而是服務社會、改進社會的橋頭堡。

第三,美國教育強國建設的直接動力是國家引導。美國聯邦政府盡管最初并未積極介入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但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演變,聯邦政府通過贈地法案和財政支持,推動各州和民間辦學熱潮;通過頒布《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使大學承擔起降低失業率、安頓戰后數百萬年輕退伍軍人學習和就業等國計民生戰略重擔;通過《國防教育法案》,有意識地引導大學發展與國防軍事相關的科學,使教育教學符合國家對外戰略需要。

總之,美國教育強國建設形成了“大學-社會-政府”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大學與社會深度融合,社會不僅是大學的服務對象,也是大學獲取經費支持的不竭源泉,是大學管理有效運轉的基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通過教育立法和經費支持,引導和激勵大學服務于國家安全戰略部署,促進符合國家對外戰略需求的相關學科繁榮發展。

推進新時代中國教育強國建設的經驗啟示

美國教育強國建設雖然具有美國特色和美國經驗,但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國正處于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的新時代、新征程,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積極吸收借鑒國外教育強國建設有益經驗,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時代中國教育強國新方案、新路徑、新模式,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美國的教育強國經驗對于中國構建高等教育強國具有如下重要啟示:

第一,要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略部署,提高管理效能。建設教育強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必須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要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以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為根本目標,以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體系、制度、內容、方法、治理現代化為基本路徑,以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功能。因此,要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方向,在全面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前提下,積極創新教育體制機制;在教育服務國家戰略的統一部署下,充分調動大學創新發展的積極性,提高學校管理機制的有效性,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現代化,使大學成為真正服務于國家與社會長遠發展的重要智力支柱,使教育成為人民幸福之本、國家富強之基、民族復興之源。

第二,要立足中國國情,推進教育改革,優化教育體系。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首次作為單獨部分來論述,體現了新時期教育強國在黨和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要在黨的二十大教育強國戰略部署和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教育強國指示精神的引領下,將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作為重中之重,積極挖掘中國優秀傳統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發展,與時俱進地推進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建設高質量的教育。

第三,要加強戰略布局,根據戰略需求,促進學科融合。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我國教育強國指數位列全球第23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更加寬廣堅實。面對當前世界科技競爭差距,中國需要優化戰略布局,要在高精尖技術行業突破創新,要加大在自然科學、數學、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投入。同時,中國仍面臨對外傳播瓶頸,存在話語權被壟斷的困局,因此需要有更多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為國家提供觀念和話語創新,提高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真正使教育服務于國家對外傳播戰略需求。因此,需要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投入上取得相對平衡,不斷促進新工科、新文科的發展,真正打破學科壁壘,促進學科融合,激發我國教育創造力、吸引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教育體系。

第四,要堅持教育交流,吸收國際經驗,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教育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要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通過豐富和擴大中外教育交流,促進西方先進教育人才、理念、模式“引進來”,推動中國教育人才、理念、模式“走出去”,實現中外教育國內國際“雙循環”。教育交流成為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打造“留學中國”品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經驗、發出中國聲音的重要機制。在國內國際教育交流中融合創新,使中國成為21世紀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第五,加快教育創新,夯實強國根基,展示大國教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苯逃菄笥?、黨之大計,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當今中國正處于百年變局的歷史浪潮之下,正走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新時代教育強國建設偉大事業,需要中華民族凝聚創新精神。教育強國是黨和國家為中華民族擘畫的壯麗畫卷的一部分,唯有敢于創新、善于創新,才能真正續寫華麗篇章。中國將以教育強國締造人民幸福的根本,夯實國家富強的教育根基。未來中國,不僅是教育強國,更是創新強國。(作者王棟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長聘正教授、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馬濤系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博士后)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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